2019年6月18日

鲁迅与《惜别》

   作者简介党哲林,陕西师范大学汉语国家教育硕士。 
 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 
  文章编号1002-2139(2016)-09-0-01 
  太宰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,但在中国几乎鲜为人知。1909年太宰治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大地主家庭,他在中学期间就显示出文学创作方面的天赋。1930年他考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,参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左翼运动、反抗地主家庭、与艺妓恋爱等等“逆行”导致了“分家除籍”。1929年到1930年,刚过二十岁的他就两次自杀未遂,对于太宰治来说,自杀未遂并非胆怯,而是死亡的艰难。他的《斜阳》中的主人公认为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。这也是作者的心声。1948年6月13日,太宰治抛弃妻子,在东京西郊与情人投河自尽。从1933年算起他的创作仅有十八年,但却留下了《斜阳》、《人间失格》等名作。其作品取材于历史记述、民间传说或个人生活经历,语言别致、构思独特,包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。相比之下,战末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委托而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惜别》,内容可疑且艺术表现粗糙。为此,《惜别》在日本学界并未受到重视,甚至没有被收入到《太宰治全集》。 
  《惜别》从明治三十五年开始写起,讲述了周树人到达横滨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生活。不过,他对于同伴们并没多少好感,明治三十七年,他进入没有清朝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,在仙台的两年成为他一生的重时期。在这一时期,他拥有了难得的良师益友,特别是藤野先生,后来在他名篇《藤野先生》中可见一斑。但更为重的是,在仙台,他逐渐地认识到日本的真正形态。时值日俄战争,即使身为外国人的他,在感受到仙台人们的爱国热情时也曾数次兴奋,但与眼前日本的活泼姿态相比,想到祖国江河日下,他心情绝望但又不能失去希望。本来,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的真实想法是应当去学习西洋文明,但日本已通过明治维新将西洋文明很好的内化掉,所以在日本,就能以最小代价吸收西洋文明,但是经过观察,他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品格,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拥有的洁净信仰。但他依然困惑,他的思考开始上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、赐予军人的敕谕。这样,他最终有了结论中国危在旦夕,疾病并非来自于肉体,而是国民精神出了问题,如果治病救国,文艺就是捷径。明治三十九年他退学又重回东京。作者着力描写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美好交往,让各色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出场,并打算在他去东京的地方搁笔。作者对晚年鲁迅只字未提,仅仅描写了作为清国留学生的“周先生”。不卑视中国人,也不进行浅薄煽动,而是用独立的态度对青年周树人进行客观善意的描写,就是为让现代中国青年阅读时,使其产生这种感受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。 
  说到写鲁迅,必须提到日本学者竹内好。竹内好是日本研究鲁迅第一人,也是日本现代著名思想家。他的《鲁迅》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作,其阐释的鲁迅被称为“竹内鲁迅”。但竹内好曾对《惜别》有过严厉批评,认为太宰治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。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《惜别》的认识。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,但也有片面之处,遮蔽了《惜别》中的许多重问题。事实上,鲁迅的复杂性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。《惜别》固然是在“想象”鲁迅,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、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,《惜别》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近鲁迅的复杂性。 
  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,与竹内好相比,太宰治仅是个门外汉。不过,这种身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他的中国观、鲁迅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在竹内好之下。职业化的中国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的认识,但“习以为常”也有可能对某些问题“视而不见”。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真实,置身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,而这种纯粹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。毕竟,在日本国民中,研究鲁迅是极少数,想象鲁迅则是大多数;研究中国是极少数,而想象中国则是大多数。 
  六十年前,太宰治在《惜别》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依然还在,所幸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谊成为中日近代史上的一抹亮色。朝花夕拾,看《惜别》是否能给中国读者带来新鲜的感受。 
  参考文献 
  1太宰治《惜别》 新星出版社 2006-1. 
  2薛毅《竹内好与鲁迅》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. 
  3伊藤虎丸《鲁迅与日本人》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-12.